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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张军扩昨日在京表示,今年经济和社会发展最大的有利因素是疫情管控的逐步放宽和政策环境的有利变化。投资需求方面,去年1—11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1%,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8.9%,制造业投资增长9.3%,而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9.8%,全年负增长几无悬念。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张军扩昨日在京表示,今年经济和社会发展最大的有利因素是疫情管控的逐步放宽和政策环境的有利变化。只要中国经济社会能回归正常状态,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态势就可以确定,就不可能离开潜在的、合理的增长率太大。

张军扩是在2022中国经济媒体融合发展高峰论坛上说这番话的。他表示,去年,我国经济总体上延续了2021年下半年以来的恢复性的态势,同时受到疫情反复冲击,预计全年经济增速3%左右。2023年,经济发展环境将明显改善,经济增速会有显著提升。

最大的利好是政策环境变了

“去年经济增长速度不及预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决定性的因素还是疫情的不断冲击和严格的管控措施。现在虽然放开后感染人数大规模增加,短期也面临不少问题,但社会的活力已经显著增强。只要按照中央确定的方针‘走小步、不停步’,‘因时因势优化疫情防控措施’,相信经过几个月的过渡,我国经济社会将会逐步回归正常秩序。”张军扩说。

同时,政策环境的有利变化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最能让人深刻感受到的是中央对促进经济恢复向好的坚定信心和强大决心。

最大的不利是外需增长减弱

张军扩说,今年最大的不利变化可能是外需增长减弱。2022年,我国出口的大幅增长成为支撑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但2023年这个因素可能会显著减弱,主要原因是受高通胀、高利率和俄乌冲突、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全球经济特别是发达经济体经济今年将大概率陷入衰退,全球贸易增速也会因此显著减慢。主要国际组织已纷纷下调了对今年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速的预期,IMF从此前的3.5%下调至2.35%,WTO预测2023年全球商品贸易量仅增长1.0%,远低于2022年的3.5%。

外需增长减弱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在去年10月和11月已经显示出来。去年1—9月,按人民币计算,我国货物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3.8%,而10月和11月单月增幅仅为6.8%和0.9%,如果按美元计算,11月的出口额是下降8.7%。

最需要着力的是扩大内需

张军扩认为,今年最需要着力的是扩大内需。在外需增长减弱情况下,扩大内需对于今年稳增长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不论扩大消费需求还是扩大投资需求,都面临不小难度。

短期看,我国消费需求的恢复和提升都不会太快,幅度也不会太大。去年1—11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1%,今年一季度消费很难出现比较强劲的反弹。

他说:“其实消费需求低迷是近几年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只不过去年的情况特别严重。”

消费需求不振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受疫情影响餐饮旅游等一些领域的消费活动受限,二是疫情期间居民收入下降,三是消费者信心下降。随着疫情管控的逐步放宽和经济形势的好转,过去被压抑和限制的一些消费会逐步恢复,不过,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的恢复和积累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

投资需求方面,去年1—11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1%,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8.9%,制造业投资增长9.3%,而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9.8%,全年负增长几无悬念。综合判断,2023年基础设施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大体能够保持去年的增长态势,而房地产投资有望比去年好些。

他表示,为了稳定房地产市场,去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举措,尤其是金融政策方面射出了“三支箭”,在信贷、债券、股权上予以支持,这些举措在缓解房地产企业资金困境、促进市场企稳发展上会发挥不同程度的作用。但是,房地产走出困境的关键是市场需求的回升,是前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的基本化解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模式的创新。在这些完成之前,房地产市场很难真正回升,投资也难有大幅度的反弹。

最关键的是提升市场主体信心

张军扩说,最关键的是提升市场主体的信心。市场主体预期不稳、信心不足,是近年来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2022年尤为严重,除个别月份外,制造业PMI持续低于50%的荣枯线,11月仅为48%,12月又下降到47%。

相比制造业,服务业的问题更为严重,特别是生活服务型中小企业面临的困难更大。根据财新的数据,去年11月服务业的PMI仅为46.7%,12月虽有改善,但也仅为48%,连续4个月低于荣枯线水平。

在企业信心不足的同时,受就业压力加大、收入增长放缓等因素影响,消费者信心不足的问题也十分突出。去年10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仅为86.8%,二季度平均87.4%,是有这个数据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

如何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从战略全局出发,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纲举目张做好工作。张军扩认为,这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抓到了经济稳定恢复的“牛鼻子”,只要市场主体预期趋稳、信心增强,那么无论是促消费、扩投资,还是调结构、控风险,都会有比较好的基础。

张军扩说,提振信心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要持续优化疫情防控,根据新形势新要求,不断完善和优化相应的政策体系、行政体系、医疗体系,进一步加强对大规模感染趋势、毒株变异等的预测和应对,确保社会有序稳定。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加有效的对策来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要着力解决深层次问题,推动营商环境优化工作进一步走深走实。

他指出,近年来,我国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成效显著,但主要体现在企业投资和经营的便利化方面,而在一些与企业发展密切相关的深层次上,需要改进的空间还是很大的。比如,隐形壁垒和不公平竞争问题、产权保护不力问题、多头执法重复执法问题,还有新官不理旧账、招商承诺不履行、市政工程款拖欠等问题。

张军扩说:“这些问题虽然不是普遍现象,但会在企业家群体中形成寒蝉效应,产生很大负面影响。对于企业发展来讲,与办事的便利化相比,这些问题更加重要、更加根本,甚至更加生死攸关。下一阶段迫切需要的,就是要大力推动以解决这些深层次问题为重点的营商环境的优化。”

他还表示,要进一步优化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降低政策风险。越是外部环境复杂多变,越需要保持政策的稳定、透明、可预期,以增强企业的信心。强调政策稳定,不是否定政策调整的必要性,而是强调政策调整要尽量避免“急转弯”和“翻烧饼”。另外,就是要高度重视政策的系统性和综合影响,避免出现所谓的“合成谬误”和“分解谬误”问题。

他强调,要更加注重大的宏观环境和舆论环境的改善。近年来出现一种现象,企业越来越关注宏观问题,包括疫情形势、防控政策、地缘政治风险、中美贸易争端等等以及房地产财政金融风险的话题,而政府部门的注意力越来越微观、越来越具体,如房租问题、税费负担问题、贷款融资问题。如果大的发展环境有待改进,那么,对企业的具体支持救助政策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近年来一些中央政策出台后不断被误解误读,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比如‘双循环’政策被误读为国内循环,共同富裕被误读为劫富济贫,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被误读为国家要打击资本。可见,中央政策一旦出台,就需要尽快公布具体内容和实施细则,进行充分的解读,避免被误读误解、形成不利的社会舆论环境。”张军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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